一位大學生在立院當面指教育部長「偽善、滿口謊言、不知悔改」，被批評者斥為「鬧文革、紅衛兵」；這一來一回，人們簡直看不出批評者使用的詞彙比那位大學生有何高雅之處，甚且恐怕更加粗鄙惡劣。此一場景充分反映了台灣議論話術的境況，令人百感交集。
議論雙方的相似點，尚不僅此而已。大學生認為，他們所主張的「反言論集中／反媒體巨獸」，皆是合理合情的正大關懷，輿論卻抓住他們與教育部長的應對態度大作文章，但「對抗權威，禮貌不是最高價值」，不能因他們與部長的互動引發爭議而模糊了焦點，這是學生們感受的委屈。然而，回過頭來看，這些學生為表達「反言論集中／反媒體巨獸」的立場，抓住了教育部長的一封電郵，明知其不是而故意將之曲解為「白色恐怖」，欲藉此種無限上綱手法來抬高自己的聲勢，則不啻又是「反抗權威，誠實不是最高價值」的心態；雖然我們認為部長根本不必也不應發那封電郵，但難道部長被說成「白色恐怖」沒有委屈？現在，大學生如何「曲解」教育部長，輿論正用同樣的手法來「曲解」大學生。
此類的手法與話術，天天都在國人面前演出；只是這次發生在大學生與輿論之間，更令人感到驚悚與痛心。其實，將ECFA說成「傾中賣台」，豈非正如同將部長的「關心」說成「白色恐怖」？而為陸生三法用三秒膠鎖住議場，不比大學生坐在桌沿與部長談話嚴重？在此次事件中，人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這些大學生受到政治人物行為模式的感染，卻也同時感知到初生之犢的青春血性應當受到珍惜與呵護。因此，大學生參與政治議論的手法話術或許有其可再斟酌之處，但若因此就將他們指為「文革／紅衛兵」，卻是出言過重，比擬不倫。
在此風潮中，其實充滿了雙重標準。如果發言者是立法委員，時常聽到比「偽善、謊言、不知悔改」更辛辣的語言，人們已是見怪不怪；如今為何只因發言者是大學生，即要被指為「紅衛兵」？若欲對此一事件作出評價，一方面因為是「大學生」，值得期望他們有更妥善的表達方法（但人們甚至已不再期望於立法委員），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學生能將當下的社會參與視為「嘗試／錯誤」的學習過程；所以，在批評這幾位大學生時，更要思考是怎樣的社會環境造成了這些大學生的樣態，或許可從台灣的「學運」找到線索。
在八○年代的解嚴風潮中，學運由「黨外」及民進黨主導，延續至今。學運是「理想」與「技術」的合體，缺一即難有動能；早期的學運，如「廢萬年國會」等議題的理想性高，在操作技術上的空間亦大；但隨著政經議題變化，民進黨在論理層次逐漸失去根據，全靠抗爭的技術支撐，遂出現「技術」凌駕「理想」的異象（如ECFA、美牛案等），學運人物亦隨之「理想貧弱，技術掛帥」，而馬永成、羅文嘉即是「技術掩埋理想」過程中的代表。捲入此次事件的幾位大學生，亦是由民進黨引入，其「反言論集中／反媒體巨獸」的理想正大，卻因手法話術的「技術閃失」而陷入風暴，殊堪惋惜；未來學運中的「技術主義」應當以此為鑑，須有「理想應當超越技術」的警醒，更應創造出不依附黨派的學運人物新典型。
沈富雄在揭發陳由豪行賄吳淑珍時，有綠營人士對他說「在政治上有比誠實更高的價值」；如今，又從一名大學生口中聽到「對抗權威，禮貌不是最高價值」。這兩句話何其相似，卻也皆難有定論。政治若完全否定誠實，即可無惡不作；但若為抗議權威，「當仁不讓於教育部長」又有何不可？只是，此一事件讓國人感知到，問題的焦點雖在大學生的話術與態度，但問題的癥結病灶則在台灣公共論壇的變質與失能。
我們認同教育部長蔣偉寧此時所持態度，他說：「這時不論再說什麼，都會傷害學生。」國人現在應思考的是，是什麼樣的社會示範感染了大學生的話術與手法，而居然這樣的示範社會卻又回過頭來指責幾名大學生是文革紅衛兵！
（2012-1206 聯合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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