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媒體報導，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今天將藉著人權日的名義召開國際記者會，向國際媒體說明馬政府執政下台灣人權倒退的景況。據聞其中特別要突出的議題之一，就是所謂旺中結合財團持續購併媒體通路、馬政府默許黑手介入壹傳媒併購案，據了解蘇主席訴求這個議題的用意之一，就是想要讓國際了解這項交易案對台灣新聞自由的危害。我們以為，單純的媒體購併能否硬扯上新聞自由不是不能討論，但蘇主席一再以在野黨領袖的角色位置，以強勢論述不斷介入民間媒體經營權的交易，恐怕才會對台灣的新聞自由，造成莫大的傷害。
不諱言地說，針對這一點，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提醒蘇主席了。做為台灣最大在野黨的領袖，如果真的在乎所謂「新聞自由」的價值，那麼就必須謹記一點：體現這個價值最關鍵的原則，在於媒體對政治的監督與批判，而永遠不是政治對媒體的監督與批判，這個「政治」當然也包括在野黨。試想：今天蘇主席身為在野黨的領袖，從未聞有替媒體爭取過任何權益，卻獨獨針對單一特定的民間媒體集團予以恫嚇威脅，或購買媒體時段公開批判之，或鼓動群眾上街反對之，如今更宣稱要召開國際記者會予以大肆撻伐之；這般衝著單一民間媒體的強勢作為，他日若有機會成為執政黨，擁有龐大行政監管的公權力，有誰能夠保證，蘇主席絕對不會對他所不喜歡的媒體下重手？
我們必須很遺憾地說，如果蘇主席真的召開了這樣的國際記者會，那麼恰恰好是選在國際人權日的這一天，做了危害台灣新聞自由的最壞示範。畢竟當代民主國家所有針對「新聞自由」的論述，都是集中在如何排除政治力對媒體的不當干預，蘇主席卻在這裡大開民主倒車，竟然公開動員他的所有政黨資源，對民間個別經營權的交易，明示暗示地進行強力干預；如此公然危害台灣新聞自由的作為，竟還要對著國際社會敲鑼打鼓，好像害怕國際社會不知道他是如何藉由政治力在干預媒體。
過去一段時日，旺中媒體集團一再遭到相關團體與同業的詆毀、羞辱，也一再被粗暴的抹黑甚至抹紅，若干攻訐甚至已到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必欲去之而後快的地步！面對這些莫名的攻擊，我們絕大多數選擇坦誠以對，也願意針對外界的諸多誤解給予必要的說明，但我們絕不接受政治力的追殺，不論這種追殺是來自執政黨，還是在野黨。我們更不接受這種明顯是危害新聞自由的作為，竟還要冠上維護新聞自由的外衣。
我們以為，蘇主席如果真的在乎台灣的新聞自由，那麼最該關心的應是媒體的整體環境，不是特定媒體之間的經營權交易。旺中媒體集團一直被質疑的議題，如媒體經營、併購者的資金從何而來？媒體的負責人是否適格？經營理念何在？對台灣未來的想法如何？對台灣社會的貢獻究竟在哪裡？上述這些等等的問題，該提供答案者不該永遠只鎖定旺中一家媒體，而應是台灣所有的媒體。
蘇主席如果真的這麼關心台灣的新聞自由，相信不會願意自己被扣上以打壓特定媒體行政治鬥爭的指控，那麼何妨就以重建媒體環境的名義，出面邀請林榮三、王文杉、蔡衍明這三位台灣主要報業的負責人，請蘇主席親自主持，並由電視全程實況轉播，一起就上述問題進行公開、公平、公正的對話？我們以為，惟有透過這樣的對話，完整一次的說清楚、講明白，不再重複片面、單向的抹黑或抹紅，讓社會公評、全民檢驗，才能真正凸顯台灣的新聞與言論自由，而也惟有循這樣的方式，才能彰顯蘇主席做為一位最大在野黨的格局、氣魄與大是大非的態度。
國際人權日的意義何等重要，台灣社會內部所涉及的人權議題更是相當繁雜，其中當然包含新聞與言論自由的人權議題在內，我們會關注馬總統如何在這個問題上做表態，我們當然也會注意民進黨的蘇主席如何表態。如果蘇主席利用這麼崇高的紀念日，竟是選擇特定媒體進行抹黑抹紅，以遂行其政治鬥爭之實，那麼我們真要遺憾地說，蘇主席不僅破壞了台灣好不容易掙來的新聞自由成果，也糟蹋了他做為台灣最大在野黨領袖的令名。
（2012-1210 中國時報-社論）
2012年12月10日 星期一
劉曉波、莫言
中國異議人士、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已被中國當局非法拘捕關押逾四年，他獲諾貝爾獎後兩年四個月來，妻子劉霞都被軟禁，劉霞日前見到避過守衛登門訪問的美聯社記者時，顫抖哭泣訴說，「實在太荒謬了」！
「實在太荒謬了！」專制政權藉維穩大帽子，恣意肆行權力的殘酷，以恐怖手段對付知識份子的謊謬，在中國卻活生生、赤裸裸、每天都發生，而且，這種荒謬的殘酷，不知何年何月才會終結。
逢迎專制政權的中國作家莫言，獲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當局動員所有文宣喉舌，塑造「舉國歡慶」；相較之下，劉曉波兩年前獲獎，中國境內媒體全面噤聲，網路也管制，甚至台灣的親中媒體也附從中國當局意旨，大幅限縮報導質量。
劉曉波被關黑牢不見天日、劉霞顫抖哭泣之時，正是莫言名利雙收、在中國媒體簇擁下，風光出發去瑞典領獎之際。
莫言獲獎後，一直避談中國打壓言論自由及人權的惡行，在頒獎前的記者會上，更露出諂媚專制政權的狐狸尾巴，他幫專制政權辯稱，「中國的新聞檢查，就像機場海關安檢一樣必要」。
莫言的魔幻寫實主義作品，如何獲得諾貝爾獎青睞，這是文學評論界爭論的話題，在此不論，但是，他逢迎專制政權的態度，顯露了人格卑劣、怯懦，做一個有良知的自由人，他是遠遠不及格的，只希望他在頒獎後，多說幾句「人」話，表現像「人」些。
台灣是民主國度，但是，慣性為權力服務的大大小小「莫言」仍充斥，像「笨蛋，馬英九」風波中，把「Ma the bumbler」譯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余光中，像反媒體巨獸運動中，要學生去街上罵黑道的李家同…，都殘存「為權勢服務」的濃濃腐臭味！
（2012-1210 自由時報-鏗鏘集，作者胡文輝，資深新聞工作者）
「實在太荒謬了！」專制政權藉維穩大帽子，恣意肆行權力的殘酷，以恐怖手段對付知識份子的謊謬，在中國卻活生生、赤裸裸、每天都發生，而且，這種荒謬的殘酷，不知何年何月才會終結。
逢迎專制政權的中國作家莫言，獲二○一二年諾貝爾文學獎，中國當局動員所有文宣喉舌，塑造「舉國歡慶」；相較之下，劉曉波兩年前獲獎，中國境內媒體全面噤聲，網路也管制，甚至台灣的親中媒體也附從中國當局意旨，大幅限縮報導質量。
劉曉波被關黑牢不見天日、劉霞顫抖哭泣之時，正是莫言名利雙收、在中國媒體簇擁下，風光出發去瑞典領獎之際。
莫言獲獎後，一直避談中國打壓言論自由及人權的惡行，在頒獎前的記者會上，更露出諂媚專制政權的狐狸尾巴，他幫專制政權辯稱，「中國的新聞檢查，就像機場海關安檢一樣必要」。
莫言的魔幻寫實主義作品，如何獲得諾貝爾獎青睞，這是文學評論界爭論的話題，在此不論，但是，他逢迎專制政權的態度，顯露了人格卑劣、怯懦，做一個有良知的自由人，他是遠遠不及格的，只希望他在頒獎後，多說幾句「人」話，表現像「人」些。
台灣是民主國度，但是，慣性為權力服務的大大小小「莫言」仍充斥，像「笨蛋，馬英九」風波中，把「Ma the bumbler」譯為「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的余光中，像反媒體巨獸運動中，要學生去街上罵黑道的李家同…，都殘存「為權勢服務」的濃濃腐臭味！
（2012-1210 自由時報-鏗鏘集，作者胡文輝，資深新聞工作者）
看看美國 想想台灣
疲弱多時的美國經濟雖仍缺乏全面揚升的強勁力道，但多項指標均出現正面意涵，顯示美國經濟確實看到了隧道盡頭的亮光。最近有兩項訊息值得關注︰一為美國勞工部公布，美國十一月新增就業人數達十四．六萬人，失業率下降至七．七％，創二○○八年十二月以來低點；其次，蘋果執行長庫克透露明年將把現有Mac產品中一條生產線，拉回美國生產。一條生產線回流的功效似乎不大，卻象徵美國總統歐巴馬大力鼓吹「製造業回流」的政策，獲得美國大企業正面回應。
這幾年全球經濟板塊與產業生態出現大挪移，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美、日、歐等先進經濟體則陷入發展遲滯與金融風暴之中，導致彼等開始檢討現有的國際產業垂直分工模式，亦即「進步經濟體將製造端外包給發展中經濟體，自身則保有研發、創新與品牌行銷」，是否能為先進經濟體發揮更大的綜效？先進國家製造業外移或製造端外包，係建立在一個理想化的假設之上，乃是將技術低階、利潤微薄的部門外包，本國則大力發展高附加價值的創新、研發與品牌的經營，如此可以確保本國商品的世界競爭力，維持低通膨。再則，更可棄製造而就服務業，特別是發展金融業，充分發揮用腦力賺錢，以錢滾錢的資本主義精髓。
不料此一分工體系卻導致經濟發展失衡，尤要者，美國成了消費型經濟，很多低收入民眾靠信用擴張度日，甚至買房，讓華爾街發明各種衍生性商品，例如次級房貸的證券化，以及擔保債務證券（ＣＤＯ）、信用違約交換（ＣＤＳ）等，股神巴菲特所稱的「金融毀滅性武器」，乃吹起史上未見之大泡沫。華爾街的金童玉女收入數百萬、千萬美元比比皆是，成功的避險基金操盤人分紅十、百億美元也時有所聞。但泡沫破裂之後嚴重衝擊實體經濟，捲起全球金融海嘯，幾乎重蹈一九二九年全球大蕭條之覆轍。
歐巴馬總統在競選第一任時，即大力鼓吹強化製造業，當選後更推動美國製造業的回流與復興，欲以製造業為基礎，達成五年出口倍增計畫，找回過去製造業外移所流失的六、七百萬就業機會。若從十一月失業率降至二○○八年以來最低，以及蘋果也積極回應歐巴馬的訴求，政策成效顯然正在發揮。而世界經濟在此波歐債危機過後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變局，美國將重拾成長動力，再度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中國則陷入產業轉型危機，用台灣話來說，就是到了能否「轉大人」的階段。不管如何，台灣都必須面對這個變局，徹底改變目前產業大量外移中國，外銷出口逾半在海外生產（實際上是在中國生產，替中國創造就業機會，只賺到帳面數字）的營運模式；而美國正是值得借鏡的範例。
誠然，當年台灣企業外移，乃是人力密集、技術層次低，組裝代工的產業，應付全球化挑戰最常採取的回應模式。此等代工型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本國經濟成長，造成薪資水準上升，反倒不利其發展，因此在海外尋找生產基地，亦非得已之舉。恰好中國推動開放政策，釋出數億廉價勞力，加上語言、文字相通，於是成了台商外移的首選。其間縱然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推動南向政策，企圖解決產業外移集中於中國的失衡現象。但彼時東南亞政經情勢不穩，加上時有排華潮，台灣人亦被當成華人看待，南向政策終難發揮成效。而台商外移後，政府之宏大計畫如發展台灣為研發總部、亞太營運中心云云，皆流於口號、畫餅。因此企業外移不但未替產業分工加分，反而導致國內產業空洞化，失業率居高不下。
現在是全球產業政策重回正軌的時候，製造業回流成了主旋律。而歐巴馬重振製造業，旨在解決失業、厚植國力，以製造業做為經濟再起之基礎；但馬政府的重點在解決外移台商之困境，如中國生產成本大增，故而引導台商回流的措施，不在創造本國之就業機會，反在大幅鬆綁外勞聘僱比率與五年緩徵額外就業安定費上。如此的台商回流，只能解決有限的經濟困境，以及增加少數的就業。看看美國，想想台灣，馬政府的政策方向應以美國為師深入檢討。
（2012-1210 自由時報-社論）
這幾年全球經濟板塊與產業生態出現大挪移，中國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美、日、歐等先進經濟體則陷入發展遲滯與金融風暴之中，導致彼等開始檢討現有的國際產業垂直分工模式，亦即「進步經濟體將製造端外包給發展中經濟體，自身則保有研發、創新與品牌行銷」，是否能為先進經濟體發揮更大的綜效？先進國家製造業外移或製造端外包，係建立在一個理想化的假設之上，乃是將技術低階、利潤微薄的部門外包，本國則大力發展高附加價值的創新、研發與品牌的經營，如此可以確保本國商品的世界競爭力，維持低通膨。再則，更可棄製造而就服務業，特別是發展金融業，充分發揮用腦力賺錢，以錢滾錢的資本主義精髓。
不料此一分工體系卻導致經濟發展失衡，尤要者，美國成了消費型經濟，很多低收入民眾靠信用擴張度日，甚至買房，讓華爾街發明各種衍生性商品，例如次級房貸的證券化，以及擔保債務證券（ＣＤＯ）、信用違約交換（ＣＤＳ）等，股神巴菲特所稱的「金融毀滅性武器」，乃吹起史上未見之大泡沫。華爾街的金童玉女收入數百萬、千萬美元比比皆是，成功的避險基金操盤人分紅十、百億美元也時有所聞。但泡沫破裂之後嚴重衝擊實體經濟，捲起全球金融海嘯，幾乎重蹈一九二九年全球大蕭條之覆轍。
歐巴馬總統在競選第一任時，即大力鼓吹強化製造業，當選後更推動美國製造業的回流與復興，欲以製造業為基礎，達成五年出口倍增計畫，找回過去製造業外移所流失的六、七百萬就業機會。若從十一月失業率降至二○○八年以來最低，以及蘋果也積極回應歐巴馬的訴求，政策成效顯然正在發揮。而世界經濟在此波歐債危機過後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變局，美國將重拾成長動力，再度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中國則陷入產業轉型危機，用台灣話來說，就是到了能否「轉大人」的階段。不管如何，台灣都必須面對這個變局，徹底改變目前產業大量外移中國，外銷出口逾半在海外生產（實際上是在中國生產，替中國創造就業機會，只賺到帳面數字）的營運模式；而美國正是值得借鏡的範例。
誠然，當年台灣企業外移，乃是人力密集、技術層次低，組裝代工的產業，應付全球化挑戰最常採取的回應模式。此等代工型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本國經濟成長，造成薪資水準上升，反倒不利其發展，因此在海外尋找生產基地，亦非得已之舉。恰好中國推動開放政策，釋出數億廉價勞力，加上語言、文字相通，於是成了台商外移的首選。其間縱然在李登輝主政時期推動南向政策，企圖解決產業外移集中於中國的失衡現象。但彼時東南亞政經情勢不穩，加上時有排華潮，台灣人亦被當成華人看待，南向政策終難發揮成效。而台商外移後，政府之宏大計畫如發展台灣為研發總部、亞太營運中心云云，皆流於口號、畫餅。因此企業外移不但未替產業分工加分，反而導致國內產業空洞化，失業率居高不下。
現在是全球產業政策重回正軌的時候，製造業回流成了主旋律。而歐巴馬重振製造業，旨在解決失業、厚植國力，以製造業做為經濟再起之基礎；但馬政府的重點在解決外移台商之困境，如中國生產成本大增，故而引導台商回流的措施，不在創造本國之就業機會，反在大幅鬆綁外勞聘僱比率與五年緩徵額外就業安定費上。如此的台商回流，只能解決有限的經濟困境，以及增加少數的就業。看看美國，想想台灣，馬政府的政策方向應以美國為師深入檢討。
（2012-1210 自由時報-社論）
大家街頭見
全台灣誰都可以談年金改革，只有一個人不夠格，就是馬英九先生。此人在台灣民主改革過程中，就是一個前科累累的反改革既得利益者，有何資格在此際大談年金改革？
況且，此人說話一向不打草稿，謊話連篇。談到年金，他還好意思說：「我被罵沒關係，只要能完成改革，對國家、土地、人民就有交代。」真是噁心到了令人厭惡的程度。馬先生說「被罵沒關係」，展現出一副大人有大量，不跟一般民眾計較的寬大姿態，但其實他被罵不是因為改革，而是因為不改革、反改革，施政績效太差。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請不要移花接木、轉移焦點。
如果真要改革年金，能不修廢年終慰問金與十八％嗎？年終慰問金一發幾十年，乃行之多年的惡例，如今東窗事發、人贓俱獲，竟不道歉刪除，還想連動景氣，繼續混水摸魚？而十八％更是集體掏空國庫的惡例，預估最高峰時一年預算可能達到一千五百億元，光這兩項不改革，就可拖垮國家財政。如果年終慰問金、十八％不動，卻僅改現任者未來的退休權益，無論現職軍公教、勞工，其誰能服？
現在的學生畢業起薪是二十二Ｋ，四分之一失業，而且一走出校園很多人已揹負數十萬元學貸，等於走入黑暗的隧道，不知何時才能看見光亮？但其實，只要移轉年終慰問金、十八％的部分經費減免他們的學貸，就能重新燃起台灣的希望之火。若不踏出這一步，就請馬先生不要再隨便說說，到處「卸死卸症」了，大家街頭見。
（2012-1210 自由時報-自由談）
況且，此人說話一向不打草稿，謊話連篇。談到年金，他還好意思說：「我被罵沒關係，只要能完成改革，對國家、土地、人民就有交代。」真是噁心到了令人厭惡的程度。馬先生說「被罵沒關係」，展現出一副大人有大量，不跟一般民眾計較的寬大姿態，但其實他被罵不是因為改革，而是因為不改革、反改革，施政績效太差。民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請不要移花接木、轉移焦點。
如果真要改革年金，能不修廢年終慰問金與十八％嗎？年終慰問金一發幾十年，乃行之多年的惡例，如今東窗事發、人贓俱獲，竟不道歉刪除，還想連動景氣，繼續混水摸魚？而十八％更是集體掏空國庫的惡例，預估最高峰時一年預算可能達到一千五百億元，光這兩項不改革，就可拖垮國家財政。如果年終慰問金、十八％不動，卻僅改現任者未來的退休權益，無論現職軍公教、勞工，其誰能服？
現在的學生畢業起薪是二十二Ｋ，四分之一失業，而且一走出校園很多人已揹負數十萬元學貸，等於走入黑暗的隧道，不知何時才能看見光亮？但其實，只要移轉年終慰問金、十八％的部分經費減免他們的學貸，就能重新燃起台灣的希望之火。若不踏出這一步，就請馬先生不要再隨便說說，到處「卸死卸症」了，大家街頭見。
（2012-1210 自由時報-自由談）
2012年12月9日 星期日
職棒生機：城市與球隊結合
決定不再經營的興農牛隊，其未來命運，終於有了眉目。在出身南部的政務委員楊秋興引介下，高雄義聯集團決定接手，盡管細節有待進一步協議，但終究趕在中華職棒明天召開常務理事會前，讓興農牛隊歸屬問題，初露曙光。凡關心國內職棒發展的人士，都鬆了一口氣。
義聯集團是年營業額達兩千多億元以上的大企業，肯接手職棒球隊，對中華職棒整體的士氣提振，助益極大。換個角度看，先別說興農牛每年有數千萬元虧損，即便就算是賺錢，以目前職棒的環境，那區區數千萬的營利，恐怕也不在義聯這等規模的集團眼內。因此，義聯願意接手職棒，當然是雪中送炭之舉，是企業以另一種方式關心台灣、參與社會事務的表現。若能因此而讓中華職棒更添企業經營、市場行銷的精神，那尤其將是職棒可喜的新篇章。
中華職棒目前四支球隊，在南部已有統一企業支持的統一獅隊，其企業規模是四支球隊之最。統一獅亦不負企業集團的期盼，拿下八次年度總冠軍，球隊與母企業都在職棒這領域，以及企業社會形象等延伸上，受益匪淺。顯然，職棒的經營未必都是「無利可圖」。
國手出身的徐生明教練說得好，國內企業買得起職棒球隊的絕不在少數，但怎麼經營才是重點。徐生明還提及，球隊的建置若能讓城市居民有歸屬感、成就感，對城市的發展更有幫助。這話完全符合美日職棒先進國家的歷史與現實。我們單看今年在美國職棒發亮的台灣左投陳偉殷，他所屬的巴爾的摩金鶯隊，就是典型的城市與球隊緊密結合的例子。國內發展職棒並非沒有這樣的企圖與規畫，但關鍵仍在，個別城市有無足夠決心和資源，願意長期協助職業運動的發展。
若義聯接手不生變數的話，職棒四支球隊，恰好變成北部兩支（兄弟象、Lamigo桃猿隊），南部兩支（統一獅與「義聯隊」）。這有趣的巧合，對日後職棒的發展，是否可能迸出新的火花？非常值得期待！但仍須提醒，企業如何把職棒的專業與企業的專業，水乳交融調和，方能為職棒轉出新的生機。
（2012-1209 聯合晚報-社論）
義聯集團是年營業額達兩千多億元以上的大企業，肯接手職棒球隊，對中華職棒整體的士氣提振，助益極大。換個角度看，先別說興農牛每年有數千萬元虧損，即便就算是賺錢，以目前職棒的環境，那區區數千萬的營利，恐怕也不在義聯這等規模的集團眼內。因此，義聯願意接手職棒，當然是雪中送炭之舉，是企業以另一種方式關心台灣、參與社會事務的表現。若能因此而讓中華職棒更添企業經營、市場行銷的精神，那尤其將是職棒可喜的新篇章。
中華職棒目前四支球隊，在南部已有統一企業支持的統一獅隊，其企業規模是四支球隊之最。統一獅亦不負企業集團的期盼，拿下八次年度總冠軍，球隊與母企業都在職棒這領域，以及企業社會形象等延伸上，受益匪淺。顯然，職棒的經營未必都是「無利可圖」。
國手出身的徐生明教練說得好，國內企業買得起職棒球隊的絕不在少數，但怎麼經營才是重點。徐生明還提及，球隊的建置若能讓城市居民有歸屬感、成就感，對城市的發展更有幫助。這話完全符合美日職棒先進國家的歷史與現實。我們單看今年在美國職棒發亮的台灣左投陳偉殷，他所屬的巴爾的摩金鶯隊，就是典型的城市與球隊緊密結合的例子。國內發展職棒並非沒有這樣的企圖與規畫，但關鍵仍在，個別城市有無足夠決心和資源，願意長期協助職業運動的發展。
若義聯接手不生變數的話，職棒四支球隊，恰好變成北部兩支（兄弟象、Lamigo桃猿隊），南部兩支（統一獅與「義聯隊」）。這有趣的巧合，對日後職棒的發展，是否可能迸出新的火花？非常值得期待！但仍須提醒，企業如何把職棒的專業與企業的專業，水乳交融調和，方能為職棒轉出新的生機。
（2012-1209 聯合晚報-社論）
生態文明建設 可借重台灣經驗
大陸經濟快速成長，人們對環境保護的意識也愈來愈高，環保問題與居民抗爭事件日益增多。中國環境科學會副理事長楊朝飛的資料顯示，自2005年來，大陸重大環境汙染事件不斷增加，環保抗爭活動平均以每年29%的比例增加，比經濟成長更快；僅2011年一年，重大環保事件已增長120%，這是不容忽視的警訊。
針對如何解決經濟與環保之間的矛盾，楊朝飛強調「公眾參與是解決環境問題不可替代的力量」，建議建立公眾參與環保問題的機制、提出完善的環境立法與環評聽證制度、並嘗試社區環境圓桌對話機制的可能性，以求建立政府、企業、公眾三方定期溝通、平等對話、與協商解決的平台。
楊朝飛的建議確實是一針見血，面對民間與學者專家的憂心，大陸環境保護部長周生賢也在中共十八大期間的記者會上坦言，目前大陸的環保法規與機制並不健全，相關的環境訊息不夠透明、規定太過抽象、地方也執行不力……等。周生賢特別指出，台灣的環保理念和技術成熟，值得大陸學習。
其實目前大陸並非沒有環評制度，但環評制度由於缺少民眾參與及溝通的管道，評鑑往往委由受政府影響的團體辦理，常被批評為「塗脂抹粉」的報告，看似「科學」，使民眾對環評制度根本失去信任。往往民眾必需以自力救濟的方式表達意見。例如今年以來的大連與什邡的環保抗爭活動，一開始都是民眾透過微博，展現強大的民意和監督力量，地方官員才不得不屈服。
但是透過微博的力量讓官員改變決定，畢竟是相對良好的結果。在其他的例子，民眾有時必須透過街頭抗爭等自力救濟方式。例如近日寧波鎮海PX抗爭事件，引發上萬人走上街頭；而江蘇省啟東市抗議日資汙水管事件，據傳達近10萬人之多。由此亦可知，經濟與環保之間的矛盾，若不透過環評制度與環評法規改善，未來的抗爭規模很難受到控制。
大陸目前的狀況，台灣似曾相識。由於台灣早從1950年代開始工業化，帶來經濟成長，也導致環境的汙染和破壞；1970年代，台灣的環保運動開始萌芽；1980年代，反公害組織和環保團體大量出現，環保運動風起雲湧。環保運動發展至今，抗爭事件也所在多有。
至1986年初，鹿港的反杜邦運動為環保運動立下一個新的里程碑。此抗爭除了立下民間自覺反對汙染性工廠興建的首例，也促使政府首度要求業者提出開發案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此後，重大的開發案如五輕、六輕、核四等，都採取事先環境影響評估制度，1994年台灣制定《環境影響評估法》，落實法制監督。
經過40年的發展，雖然台灣的環評制度仍受環保團體批評公信力不足、民眾參與度不夠，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但至少台灣社會已建立了一定的法律與環評制度，人們知道，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應該並重。
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宣示，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並列，稱為「五位一體」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顯見環保工作將受到高度重視。大陸可以借重台灣經驗，進一步改善目前已有的環評制度，強化資訊公開、推動民間參與，以增加環評結果的公信力。
當環評能依法處理，得到民眾的信任，則環保標準也能明確，企業也才能避免不確定的風險。簡言之，依法環評、具體執行，將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點。
（2012-1209 旺報-社論）
針對如何解決經濟與環保之間的矛盾，楊朝飛強調「公眾參與是解決環境問題不可替代的力量」，建議建立公眾參與環保問題的機制、提出完善的環境立法與環評聽證制度、並嘗試社區環境圓桌對話機制的可能性，以求建立政府、企業、公眾三方定期溝通、平等對話、與協商解決的平台。
楊朝飛的建議確實是一針見血，面對民間與學者專家的憂心，大陸環境保護部長周生賢也在中共十八大期間的記者會上坦言，目前大陸的環保法規與機制並不健全，相關的環境訊息不夠透明、規定太過抽象、地方也執行不力……等。周生賢特別指出，台灣的環保理念和技術成熟，值得大陸學習。
其實目前大陸並非沒有環評制度，但環評制度由於缺少民眾參與及溝通的管道，評鑑往往委由受政府影響的團體辦理，常被批評為「塗脂抹粉」的報告，看似「科學」，使民眾對環評制度根本失去信任。往往民眾必需以自力救濟的方式表達意見。例如今年以來的大連與什邡的環保抗爭活動，一開始都是民眾透過微博，展現強大的民意和監督力量，地方官員才不得不屈服。
但是透過微博的力量讓官員改變決定，畢竟是相對良好的結果。在其他的例子，民眾有時必須透過街頭抗爭等自力救濟方式。例如近日寧波鎮海PX抗爭事件，引發上萬人走上街頭；而江蘇省啟東市抗議日資汙水管事件，據傳達近10萬人之多。由此亦可知，經濟與環保之間的矛盾，若不透過環評制度與環評法規改善，未來的抗爭規模很難受到控制。
大陸目前的狀況，台灣似曾相識。由於台灣早從1950年代開始工業化，帶來經濟成長，也導致環境的汙染和破壞；1970年代，台灣的環保運動開始萌芽；1980年代，反公害組織和環保團體大量出現，環保運動風起雲湧。環保運動發展至今，抗爭事件也所在多有。
至1986年初，鹿港的反杜邦運動為環保運動立下一個新的里程碑。此抗爭除了立下民間自覺反對汙染性工廠興建的首例，也促使政府首度要求業者提出開發案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書」。此後，重大的開發案如五輕、六輕、核四等，都採取事先環境影響評估制度，1994年台灣制定《環境影響評估法》，落實法制監督。
經過40年的發展，雖然台灣的環評制度仍受環保團體批評公信力不足、民眾參與度不夠，有許多改善的空間，但至少台灣社會已建立了一定的法律與環評制度，人們知道，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應該並重。
中共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宣示，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並列，稱為「五位一體」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顯見環保工作將受到高度重視。大陸可以借重台灣經驗，進一步改善目前已有的環評制度，強化資訊公開、推動民間參與，以增加環評結果的公信力。
當環評能依法處理，得到民眾的信任，則環保標準也能明確，企業也才能避免不確定的風險。簡言之，依法環評、具體執行，將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平衡點。
（2012-1209 旺報-社論）
公平會要審慎運用搜索扣押權
行政院院會日昨通過公平交易法修正草案，授予公平交易委員會一把「尚方寶劍」，俟修法程序完成後，公平會未來查緝違法限制競爭行為時，可向法院聲請搜索、扣押企業相關資料。這項修法影響極大，值得加以討論。
其實，今年二月於刪去原本冠在公平會之上「行政院」三個字以宣示其為獨立機關的揭牌儀式上，公平會主委吳秀明就表示未來將大幅修改現行公平交易法，積極爭取增加搜索與扣押權，在取得法院同意後，便能會同警方突擊蒐證，以強化其調查權及查案效率；另外，也希望其行政處分能不經行政院訴願會程序，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吳主委所以會提出此項主張，係因為實務顯示過去公平會調查重大聯合行為時，常常查扣不到關鍵資料，而無法成案；有了搜索扣押的權限後，公平會蒐證能力將大為增強，更能發揮其準司法調查的功能，有效取締各種勾結、限制市場競爭甚至壟斷市場的聯合行為。其次，隨著地方法院已經設置行政法庭，獨立機關行政處分直接由法院審理其適法性的時機也已經成熟，行政院訴願會程序誠然已無需要，應該儘速廢止。
公平會積極研擬的公平法全盤修正草案，其中也包括上述二個重點的改革條文，但是在跨部會協商時，法務部表達反對賦予行政機關調查搜索權。法務部所持理由是，此舉將導致行政權擴張，有侵害人民權利之虞，且世界各國僅德國等少數國家有此規範，我國並無以刑事搜索手段調查行政處罰案件的立法例。
在此同時，立法院部分立法委員可能得知此項立法存在的爭議，鑑於「行政部門查處聯合漲價之績效實無顯著效果」，且「究其成效不彰部分原因，或許係因公平會尚無搜索扣押之權，無法充分掌握事證以嚴懲聯合行為」，所以主動提案增訂「公平交易法」第27條之二條文，為公平會增加搜索扣押權。此項草案日前已經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通過，惟法務部仍然抱持反對的立場。
新增訂的第27條之二規定，公平會對於涉有違法且嚴重影響交易秩序之聯合行為案件，得敘明事由，報請檢察官許可，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後，會同司法警察，進入疑為藏置帳簿、文件、電子資料等資料或證物之處所，實施搜索。經搜索獲得有關資料或證物，統由參加搜索人員會同攜回公平會依法處理。前項搜索及扣押程序，在必要實施範圍內，得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篇第11章之規定。前述所稱嚴重影響交易秩序案件認定與必要實施範圍內，由公平會會商法務部定之。
如今行政院院會已支持公平會所提修法草案，政策方向大致底定，立法院應可很快審議通過，完成修法程序。我們認為隨著行政機關及公務人員之法制水準提升，應該賦予行政機關比較大的調查搜索扣押權，尤其是肩負著準司法功能的部會級獨立機關，何況搜索扣押權限又僅限於隱密性特別高的聯合壟斷行為。事實上，德國及日本都在其反壟斷法中，明確授權其聯邦卡特爾署及公正取引委員會廣泛的調查搜索扣押權，並不限於聯合壟斷行為之取締。
當然行政調查搜索扣押權同樣必須保障人權，因此在行使的構成要件上必須「法律保留」，也就是公平法必須有明文規定；在實際發動時必須「法官保留」，也就是要先向法院申請核發搜索票，經過法官許可，才能會同司法警察進行搜索和扣押。依目前的修法內容，已完全符合此二項保留原則，對於人權保障絲毫無傷，法務部的顧慮應可消除。
惟為制度的完善起見，我們在此進一步建議：最好是在公平法本身，增加公平會如何具體進行行政調查搜索扣押的規定，而不是「在必要實施範圍內」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篇第11章之規定。因為公平會進行的是行政搜索而不是刑事搜索，準用刑事訴訟法自然會引起法務部的關切。公平法本身有了公平會如何具體進行行政調查搜索扣押的規定後，公平會就不必會商法務部共同認定「所稱嚴重影響交易秩序案件認定與必要實施範圍」，更不必在搜索扣押個案上「敘明事由，報請檢察官許可」，以免傷害該會之獨立行使職權。
綜言之，公平法增訂搜索、扣押制度，立法方向和國際競爭法趨勢相同，可健全公平會執法效能，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值得國人加以支持。當然，既已擁有這把「尚方寶劍」，公平會更要審慎運用，尤其須更加嚴守「獨立行使職權」的基本原則，避免在民粹當道的今天，授人以口實，引發企業界不必要的疑慮。
（2012-1209 工商日報-社論）
其實，今年二月於刪去原本冠在公平會之上「行政院」三個字以宣示其為獨立機關的揭牌儀式上，公平會主委吳秀明就表示未來將大幅修改現行公平交易法，積極爭取增加搜索與扣押權，在取得法院同意後，便能會同警方突擊蒐證，以強化其調查權及查案效率；另外，也希望其行政處分能不經行政院訴願會程序，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吳主委所以會提出此項主張，係因為實務顯示過去公平會調查重大聯合行為時，常常查扣不到關鍵資料，而無法成案；有了搜索扣押的權限後，公平會蒐證能力將大為增強，更能發揮其準司法調查的功能，有效取締各種勾結、限制市場競爭甚至壟斷市場的聯合行為。其次，隨著地方法院已經設置行政法庭，獨立機關行政處分直接由法院審理其適法性的時機也已經成熟，行政院訴願會程序誠然已無需要，應該儘速廢止。
公平會積極研擬的公平法全盤修正草案，其中也包括上述二個重點的改革條文，但是在跨部會協商時，法務部表達反對賦予行政機關調查搜索權。法務部所持理由是，此舉將導致行政權擴張，有侵害人民權利之虞，且世界各國僅德國等少數國家有此規範，我國並無以刑事搜索手段調查行政處罰案件的立法例。
在此同時，立法院部分立法委員可能得知此項立法存在的爭議，鑑於「行政部門查處聯合漲價之績效實無顯著效果」，且「究其成效不彰部分原因，或許係因公平會尚無搜索扣押之權，無法充分掌握事證以嚴懲聯合行為」，所以主動提案增訂「公平交易法」第27條之二條文，為公平會增加搜索扣押權。此項草案日前已經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通過，惟法務部仍然抱持反對的立場。
新增訂的第27條之二規定，公平會對於涉有違法且嚴重影響交易秩序之聯合行為案件，得敘明事由，報請檢察官許可，向該管法院聲請核發搜索票後，會同司法警察，進入疑為藏置帳簿、文件、電子資料等資料或證物之處所，實施搜索。經搜索獲得有關資料或證物，統由參加搜索人員會同攜回公平會依法處理。前項搜索及扣押程序，在必要實施範圍內，得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篇第11章之規定。前述所稱嚴重影響交易秩序案件認定與必要實施範圍內，由公平會會商法務部定之。
如今行政院院會已支持公平會所提修法草案，政策方向大致底定，立法院應可很快審議通過，完成修法程序。我們認為隨著行政機關及公務人員之法制水準提升，應該賦予行政機關比較大的調查搜索扣押權，尤其是肩負著準司法功能的部會級獨立機關，何況搜索扣押權限又僅限於隱密性特別高的聯合壟斷行為。事實上，德國及日本都在其反壟斷法中，明確授權其聯邦卡特爾署及公正取引委員會廣泛的調查搜索扣押權，並不限於聯合壟斷行為之取締。
當然行政調查搜索扣押權同樣必須保障人權，因此在行使的構成要件上必須「法律保留」，也就是公平法必須有明文規定；在實際發動時必須「法官保留」，也就是要先向法院申請核發搜索票，經過法官許可，才能會同司法警察進行搜索和扣押。依目前的修法內容，已完全符合此二項保留原則，對於人權保障絲毫無傷，法務部的顧慮應可消除。
惟為制度的完善起見，我們在此進一步建議：最好是在公平法本身，增加公平會如何具體進行行政調查搜索扣押的規定，而不是「在必要實施範圍內」準用刑事訴訟法第一篇第11章之規定。因為公平會進行的是行政搜索而不是刑事搜索，準用刑事訴訟法自然會引起法務部的關切。公平法本身有了公平會如何具體進行行政調查搜索扣押的規定後，公平會就不必會商法務部共同認定「所稱嚴重影響交易秩序案件認定與必要實施範圍」，更不必在搜索扣押個案上「敘明事由，報請檢察官許可」，以免傷害該會之獨立行使職權。
綜言之，公平法增訂搜索、扣押制度，立法方向和國際競爭法趨勢相同，可健全公平會執法效能，維護市場交易秩序，值得國人加以支持。當然，既已擁有這把「尚方寶劍」，公平會更要審慎運用，尤其須更加嚴守「獨立行使職權」的基本原則，避免在民粹當道的今天，授人以口實，引發企業界不必要的疑慮。
（2012-1209 工商日報-社論）
強化檢審品質 擺脫司法迫害惡名
「司法迫害」四個字很容易脫口而出，但是，還是得要實證，上周，不分藍綠或無黨籍都有人因案被羈押、被起訴、被解職即將入獄。司法都是個案，尚難以通案解，但從這些個案得到的印象是：司法不太可能蓄意迫害任何人，但司法的質量顯然非常不穩定，讓藍綠都有不平的藉口。
被羈押的是藍營南投縣長李朝卿，他涉及收受縣府發包的道路災修工程回扣款，據檢方追查所涉工程約有十件，都位於偏鄉，且屬百萬以下縣府可決行而不必上網招標者。此外，還在他的辦公室查扣裝有卅萬元的茶葉罐，李朝卿喊冤並強調他從不過問縣府的工程發包事宜，根本不知辦公室茶葉罐之事。
李的說法難免啟人疑竇，身為地方首長豈能完全不過問縣府工程發包？如果僅是例行採購事項也罷，災修工程攸關縣民權益，災害發生時舉國關切，豈可對災修工程不聞不問？南投自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縣內水土遭到嚴重破壞，長期以來就是颱風季的高危險區域，縣政府除了復健並開發觀光之外，災修工程幾成每年的固定業務，稍不用心，損傷的是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即使百萬以下屬小型工程，地方政府不論基於資源均霑、或者私人交誼、甚至考量時效，確實經常找自己熟悉的廠商，但若涉及回扣就是利益交換，遑論這些工程品質堪憂，若非久不完工，就是完工後遇雨又斷，凡此種種都讓人難以忍受。就查貪肅腐的角度，全民都期待檢調有更進一步的查察，讓貪腐無所遁形。
被起訴的則是嘉義縣長張花冠，此案偵查已久，前一波縣政府公務員被約談了四十六位，但起訴的廿一人都是環保相關的評選學者和廠商，這波她被起訴緣於一家廠商與她的對話錄音。過往民進黨被起訴之政務官雖所在多有，唯審案最後判無罪者亦不只一、二人而已，即使起訴因為有親近人士的「錄音」存證，能否定罪都還是要看「法律要件」，檢察官若不夠詳實，就會造成法官難以論罪的結果。
進一步探究，政府發包案件，如果第一波起訴，學者、廠商都被追查而有涉賄之嫌，獨獨政府部門全部沒事，這也是超乎想像的事；光是問為什麼公開招標案的評選學者名單會流入廠商手中，讓學者有被廠商收買的機會，就難以解釋。但是從檢方起訴理由中，還是看不出所以然，當然製造了民進黨批評司法不公的口實，甚至像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的譏評，「司法經常擺烏龍」。
至於無黨籍的顏清標以公款喝花酒入監，這在地方議會幾係習以為常，也凸顯地方預算之氾濫且缺乏控管，就看檢調查不查、辦不辦，然而既經定讞，顏清標連喊冤的空間都無，只能認栽，還得怪自己貪圖這十數萬或數十萬的花酒錢得不償失。
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即使司法以最嚴謹的標準衡酌，這個標準也未必是人心信賴公權力的最後一道防線，更不見得是真相與是非的最後基礎；只要手腕高超者，脫逃於司法裁判者比比皆是，最讓人不平者未必是司法的最後判決，而是司法判決的心證在不同個案間、甚至相同個案間落差太大。例如，茶葉罐裡擺放金錢送給官員，李朝卿不是第一件，民進黨前交通部長郭瑤琪即因此被起訴，但在一、二審過程中，忽而有罪忽而沒罪；而同為縣長，李朝卿立即被羈押，張花冠在第一波偵辦即可以百萬元交保而不必被押，又是什麼道理？難不成逃亡串供的機率真有不同嗎？民眾不是擅於在法律條文中找空間的專業人員，看到司法從起訴到判決的結果可以三百六十度急轉彎，司法又如何取信於民？
前述三案，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唯檢察官起訴質量和法官心證，猶待全民公評，唯司法既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寧信其公正，而不願非議其判決，是為避免司法政治化。類似蔡英文以李被押同時張被起訴，質疑「難免有政治因素的作用」，實屬政客之語，若照蔡英文的邏輯反推，民進黨公職起訴多能獲判無罪，豈不是司法也有「另一面的政治作用」？不論檢察官或法官都得謹記是非只有一把尺，心證或標尺落差太大，即使構不成迫害之名，但必然損及司法公信力。
（2012-1209 中國時報-社論）
被羈押的是藍營南投縣長李朝卿，他涉及收受縣府發包的道路災修工程回扣款，據檢方追查所涉工程約有十件，都位於偏鄉，且屬百萬以下縣府可決行而不必上網招標者。此外，還在他的辦公室查扣裝有卅萬元的茶葉罐，李朝卿喊冤並強調他從不過問縣府的工程發包事宜，根本不知辦公室茶葉罐之事。
李的說法難免啟人疑竇，身為地方首長豈能完全不過問縣府工程發包？如果僅是例行採購事項也罷，災修工程攸關縣民權益，災害發生時舉國關切，豈可對災修工程不聞不問？南投自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縣內水土遭到嚴重破壞，長期以來就是颱風季的高危險區域，縣政府除了復健並開發觀光之外，災修工程幾成每年的固定業務，稍不用心，損傷的是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即使百萬以下屬小型工程，地方政府不論基於資源均霑、或者私人交誼、甚至考量時效，確實經常找自己熟悉的廠商，但若涉及回扣就是利益交換，遑論這些工程品質堪憂，若非久不完工，就是完工後遇雨又斷，凡此種種都讓人難以忍受。就查貪肅腐的角度，全民都期待檢調有更進一步的查察，讓貪腐無所遁形。
被起訴的則是嘉義縣長張花冠，此案偵查已久，前一波縣政府公務員被約談了四十六位，但起訴的廿一人都是環保相關的評選學者和廠商，這波她被起訴緣於一家廠商與她的對話錄音。過往民進黨被起訴之政務官雖所在多有，唯審案最後判無罪者亦不只一、二人而已，即使起訴因為有親近人士的「錄音」存證，能否定罪都還是要看「法律要件」，檢察官若不夠詳實，就會造成法官難以論罪的結果。
進一步探究，政府發包案件，如果第一波起訴，學者、廠商都被追查而有涉賄之嫌，獨獨政府部門全部沒事，這也是超乎想像的事；光是問為什麼公開招標案的評選學者名單會流入廠商手中，讓學者有被廠商收買的機會，就難以解釋。但是從檢方起訴理由中，還是看不出所以然，當然製造了民進黨批評司法不公的口實，甚至像民進黨主席蘇貞昌的譏評，「司法經常擺烏龍」。
至於無黨籍的顏清標以公款喝花酒入監，這在地方議會幾係習以為常，也凸顯地方預算之氾濫且缺乏控管，就看檢調查不查、辦不辦，然而既經定讞，顏清標連喊冤的空間都無，只能認栽，還得怪自己貪圖這十數萬或數十萬的花酒錢得不償失。
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即使司法以最嚴謹的標準衡酌，這個標準也未必是人心信賴公權力的最後一道防線，更不見得是真相與是非的最後基礎；只要手腕高超者，脫逃於司法裁判者比比皆是，最讓人不平者未必是司法的最後判決，而是司法判決的心證在不同個案間、甚至相同個案間落差太大。例如，茶葉罐裡擺放金錢送給官員，李朝卿不是第一件，民進黨前交通部長郭瑤琪即因此被起訴，但在一、二審過程中，忽而有罪忽而沒罪；而同為縣長，李朝卿立即被羈押，張花冠在第一波偵辦即可以百萬元交保而不必被押，又是什麼道理？難不成逃亡串供的機率真有不同嗎？民眾不是擅於在法律條文中找空間的專業人員，看到司法從起訴到判決的結果可以三百六十度急轉彎，司法又如何取信於民？
前述三案，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唯檢察官起訴質量和法官心證，猶待全民公評，唯司法既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寧信其公正，而不願非議其判決，是為避免司法政治化。類似蔡英文以李被押同時張被起訴，質疑「難免有政治因素的作用」，實屬政客之語，若照蔡英文的邏輯反推，民進黨公職起訴多能獲判無罪，豈不是司法也有「另一面的政治作用」？不論檢察官或法官都得謹記是非只有一把尺，心證或標尺落差太大，即使構不成迫害之名，但必然損及司法公信力。
（2012-1209 中國時報-社論）
憂之年
今年年度代表字選出「憂」字，為這個缺乏愉悅之年作了總結。從去年的「讚」倒退為今年的「憂」，是一大警訊，國人應共同思考台灣的脫困解憂之計。
回顧這個憂年，台灣固受到國際景氣的衝擊，但更主要的因素其實是政府決策的舉棋不定及在野的掣肘，使民眾感到浮躁不安。美牛案、證所稅和油電價問題迅速耗掉了馬總統連任的光暈，基本工資和軍公勞保爭議掀起社會對立暗潮，而出口衰退和成長停滯則反映了經濟長期轉型不順的後遺症。種種因素加乘，引發了人民之憂。
也因此，倘以「看到隧道盡頭的光明」來答覆民眾的「憂」鬱，未必是對位的回應。因為若一味強調來年景氣的可能回春，但對解決社會爭議無方卻略而不提，這恐怕是更讓人民鬱結難解之處。
往回看，馬總統首屆的四年，年度代表字分別是亂、盼、淡、讚，可明顯看出年年由負趨正的曲線。今年社會心情急轉為「憂」，除顯示人民對馬總統的第二任有更高的期待，也意味馬英九在收拾與修復「後扁」時期的破漏和傷痕後，須拿出更多魄力，對台灣進行更積極的建樹和布局。
比起五年前的「亂」，台灣人民當下的煩憂其實已大不相同，從體制面的價值拉扯降為生活面的實質解決。這並不是說目前的問題更容易解決，而是說它們更貼近人民的真實利害；就民主政治而言，如此的議題變化就是一種進步。如果民眾的集體思緒能跳脫政治紛亂的糾葛，發揮公民社會的積極力量，台灣何愁沒有解憂之道？
（2012-1209 聯合報-黑白集）
回顧這個憂年，台灣固受到國際景氣的衝擊，但更主要的因素其實是政府決策的舉棋不定及在野的掣肘，使民眾感到浮躁不安。美牛案、證所稅和油電價問題迅速耗掉了馬總統連任的光暈，基本工資和軍公勞保爭議掀起社會對立暗潮，而出口衰退和成長停滯則反映了經濟長期轉型不順的後遺症。種種因素加乘，引發了人民之憂。
也因此，倘以「看到隧道盡頭的光明」來答覆民眾的「憂」鬱，未必是對位的回應。因為若一味強調來年景氣的可能回春，但對解決社會爭議無方卻略而不提，這恐怕是更讓人民鬱結難解之處。
往回看，馬總統首屆的四年，年度代表字分別是亂、盼、淡、讚，可明顯看出年年由負趨正的曲線。今年社會心情急轉為「憂」，除顯示人民對馬總統的第二任有更高的期待，也意味馬英九在收拾與修復「後扁」時期的破漏和傷痕後，須拿出更多魄力，對台灣進行更積極的建樹和布局。
比起五年前的「亂」，台灣人民當下的煩憂其實已大不相同，從體制面的價值拉扯降為生活面的實質解決。這並不是說目前的問題更容易解決，而是說它們更貼近人民的真實利害；就民主政治而言，如此的議題變化就是一種進步。如果民眾的集體思緒能跳脫政治紛亂的糾葛，發揮公民社會的積極力量，台灣何愁沒有解憂之道？
（2012-1209 聯合報-黑白集）
全國產業會議 結論要具體可行
近年來我國經濟成長動能不足，政府提出許多方案和口號都仍未得到令人滿意甚至有感的效果，因此政府呼應本報系的建議，明天（10日）將正式召開「第1屆全國產業發展會議」。我們高度期待這次會議能透過集思廣益和坦誠溝通，而提出有益於國家經濟產業發展的決議。不過鑑於過去許多全國會議的結論常失之空泛，我們希望這次會議能有一些更具體可行的結論，而且有執行之時間表，可以讓全民監督考核。
過去許多全國會議淪為大拜拜的原因之一，是那些會議並未請所有重要的利害關係單位參與，並不是真正的全國會議，也因此大部分議題都無法真正做決定。結果有些參與者發言爭取自己的利益，卻聽不到可能反對者的意見，也得不到雙方的溝通妥協。主辦單位通常也就只能做一些泛泛之談的結論，或者仍未得到相關單位支持而不一定能落實。這次全國產業會議雖仍未見主辦單位經濟部之外的其他部會和勞工團體的實質參與，但我們希望親自督軍的陳冲院長和主辦單位能把未參與的各方之想法也考慮進來，做出一些可被各方接受，可以執行的具體結論。以下是幾個當前急迫需要解決的產業發展問題，提出供產業會議參考。
首先是環保問題。環評近年來爭議甚多，被企業認為延誤產業投資時機，這次會議之會前會有不少具體意見，而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決策權的歸屬。我們多年前即指出，現在的制度讓環評委員承擔太大的責任和權力，主管機關有時無能為力，甚至可以推卸責任，所以環評才會成為爭議不休而妨礙投資的問題。我們希望這次會議能明確決定環評委員會的權責和作業程序。鑑於環保問題的重要性，環評委員會似不宜只擔任諮詢的角色，而應有權根據某些明定標準駁回相關的申請案，但對不在該範圍內的問題則只提供意見，由主管機關負責裁奪。
其次是資金融通。目前產業動能不足的現象之一是國內投資偏低，而影響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資金來源。最近國人對證所稅的重要批評之一，也是這項稅制對新創企業和產業相對不利，有可能妨礙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可惜最近金融主管機關所提的金融改革多著重在金融業的海外投資和發展，而很少注意如何加強提供國內新興產業所需要資金，以及藉資金吸引外國企業和技術到我國來。因此這次產業發展會議也應該對協助國內新興產業發展的問題，提出一些具體的金融和資本市場政策。
第三，這次會前的討論有不少對人力問題的建議，但其中多屬以降低成本為目的。會議最後若只以這類建議做結論，恐怕會得不到預期的目的。我國目前更需引進的是能領導開創新產業或新局面的高階人才，例如當年的張忠謀或日本的戴明。這次會議也應可提出朝這方向努力的政策。
第四，科技是我國現階段產業發展極重要的方向，這次會議也有多項議題和科技相關。然而政府的其他科技部門並未共同主辦這次會議，國科會反而在本月17日還要舉辦全國科技會議。為了避免多項全國會議變成疊床架屋或各說各話，我們建議這次會議可以明確提出一些對科技的需求或問題，而請隨後召開的全國科技會議負責提供答案，或者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做法。
其他還有用地取得、公共建設、租稅等，由於產業發展很多政策都涉及跨部會的不同立場，因此我們希望相關部會首長也能參與這項會議，或至少能即時提出支持或反對的意見。這樣陳冲院長和主辦單位才能做出具體可行的結論，並能承諾執行的時間表，人民也才會有信心。
（2012-1209 經濟日報-社論）
過去許多全國會議淪為大拜拜的原因之一，是那些會議並未請所有重要的利害關係單位參與，並不是真正的全國會議，也因此大部分議題都無法真正做決定。結果有些參與者發言爭取自己的利益，卻聽不到可能反對者的意見，也得不到雙方的溝通妥協。主辦單位通常也就只能做一些泛泛之談的結論，或者仍未得到相關單位支持而不一定能落實。這次全國產業會議雖仍未見主辦單位經濟部之外的其他部會和勞工團體的實質參與，但我們希望親自督軍的陳冲院長和主辦單位能把未參與的各方之想法也考慮進來，做出一些可被各方接受，可以執行的具體結論。以下是幾個當前急迫需要解決的產業發展問題，提出供產業會議參考。
首先是環保問題。環評近年來爭議甚多，被企業認為延誤產業投資時機，這次會議之會前會有不少具體意見，而其中最關鍵的就是決策權的歸屬。我們多年前即指出，現在的制度讓環評委員承擔太大的責任和權力，主管機關有時無能為力，甚至可以推卸責任，所以環評才會成為爭議不休而妨礙投資的問題。我們希望這次會議能明確決定環評委員會的權責和作業程序。鑑於環保問題的重要性，環評委員會似不宜只擔任諮詢的角色，而應有權根據某些明定標準駁回相關的申請案，但對不在該範圍內的問題則只提供意見，由主管機關負責裁奪。
其次是資金融通。目前產業動能不足的現象之一是國內投資偏低，而影響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資金來源。最近國人對證所稅的重要批評之一，也是這項稅制對新創企業和產業相對不利，有可能妨礙產業結構的轉型和升級。可惜最近金融主管機關所提的金融改革多著重在金融業的海外投資和發展，而很少注意如何加強提供國內新興產業所需要資金，以及藉資金吸引外國企業和技術到我國來。因此這次產業發展會議也應該對協助國內新興產業發展的問題，提出一些具體的金融和資本市場政策。
第三，這次會前的討論有不少對人力問題的建議，但其中多屬以降低成本為目的。會議最後若只以這類建議做結論，恐怕會得不到預期的目的。我國目前更需引進的是能領導開創新產業或新局面的高階人才，例如當年的張忠謀或日本的戴明。這次會議也應可提出朝這方向努力的政策。
第四，科技是我國現階段產業發展極重要的方向，這次會議也有多項議題和科技相關。然而政府的其他科技部門並未共同主辦這次會議，國科會反而在本月17日還要舉辦全國科技會議。為了避免多項全國會議變成疊床架屋或各說各話，我們建議這次會議可以明確提出一些對科技的需求或問題，而請隨後召開的全國科技會議負責提供答案，或者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做法。
其他還有用地取得、公共建設、租稅等，由於產業發展很多政策都涉及跨部會的不同立場，因此我們希望相關部會首長也能參與這項會議，或至少能即時提出支持或反對的意見。這樣陳冲院長和主辦單位才能做出具體可行的結論，並能承諾執行的時間表，人民也才會有信心。
（2012-1209 經濟日報-社論）
用網路陽光防治地方貪腐
中華民國治下的台閩地區只有二十二位縣市長，一日之內竟有兩名縣長因貪腐案涉訟；一因採購弊案被起訴，一因工程索賄弊案遭收押，還牽拖出一票公務員、學者專家、親戚同陷訟累。納稅人看著這些平日衣冠楚楚的權貴人物，暗室交易時竟如此沆瀣一氣，豈能不對現有法制失望，甚至對好貪的人性悲觀，又豈能不亟思有以救治。
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六十年，縣市層級早已實現政黨輪政，體制內有議會制衡，體制外有活躍的媒體、關心公眾事務的知識分子、各種公益團體及機動性高的自救型利益團體，均能監督制衡政府；行政權既受如此制約，掌權的縣市長和機關主管理應難以勾串貪墨。可是細察地方自治實務，卻發現制衡空洞、監督失焦，政經利益共生體仍常無視法紀而為所欲為。
體制面，縣市議會應是監督制衡政府最有力的機構，議會手握預算審查權，可防止行政濫權和浪費，能揭發政府顢頇，代表納稅人問政，行符合公益之事。但實際操作下來，原有制衡功能設計，竟變成議會各種利益次團體分贓的憑藉；縣市政府為求行事便宜，用分配工程預算、釋放政策利多、接受遊說關說等工具妥協，使依附議會主流勢力的商人有糖吃；反之，未附從的公司行號很難有公平競標機會。以致議會制衡空洞化，幾成秀場。
體制外，媒體原是縣市公民的眼睛，可代位監看政府運作，扮演地方公共事務論壇角色。可是網路崛起後，充斥免費信息，傳媒原有的營運利基流失，乃縮減版面，放棄若干嚴肅內容。今天縣市議會審查預算，已少見記者株守聽審，媒體上幾乎看不到相關訊息。公民或團體若不進議場旁聽，亦無從得知公部門預算科目、經費與實質內容，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最容易成為地方政經特權組合的俎上肉。
政府確實頒行了採購法，一定金額以上標案都要上網公開，重大標案開標時會錄音錄影。可是網站設計以參與競標廠商為對象，非為一般公民能輕鬆讀懂而設想；開標現場的錄音錄影，只是備用檔案，並不公開，難謂透明。從務實的觀點而言，有愈多雙眼睛看，便愈有制約的力量，開標影音若上網轉播實況，不特定公民能即時觀察，會比政風室主任臨場坐鎮，更有震懾威力。
現代數位科技進步，民主先進國家已在運用數位技術開放政府和工商界所蒐集的龐大數據，推動公開透明的陽光政府機制。台灣各級政府用公帑蒐集的各類原始數據，理應盡可能公開，方便所有納稅人使用；譬如環保數據公布得愈多，民間公益團體、環保達人必更能發揚才智，共維生態安全。警察局公開的治安、交通數據愈多，縣市公民會更懂得趨吉避凶。
當下的縣市長既站在面對民意的第一線，當然要有融入群眾的親和力；又置身於議會派系、利益團體、抬轎樁腳、政治金主、投票選民的包圍下，故而，很多決策都伴隨風險。縣市長如能借助網路，大量公開行政數據，用透明化導入公民監督機制，雖可能妨礙自己施展，但背靠廣大公民，必能有力約束欲行險謀求特權者的脅制；也就是說，公開透明的機制，比僅憑一己之力周旋於狼群間，安全得多。
不景氣的時候，政府是市場最大宗生意來源，現行把標案公開上網，只是一小步；網路時代，需加速加大公開透明的步伐，凡承做政府標案的廠商均應公開其負責人資料，公布得標件數金額，公開歷來對政黨和民選公職人員的捐獻。唯有公開原始數據，讓這些數據接受與縣市長、縣市議員公布的政治獻金等其他數據交叉比對，才能規範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地方政府業務不外基層建設、庶民生活，幾無保密必要，只讓信息在小範圍內公開，反成貪腐淵藪。防貪鐵律就是公開透明，讓陽光當防腐劑；網路陽光，則是數位科技提供的最佳光源。政府應考慮盡量公開各項數據資料，在網路上實況轉播開標，公開審標人員名單，公開得標廠商負責人名字，公開縣市長、議員政治獻金名單，讓縣市公民都能上網檢視。總而言之，愈多眼睛看到的事，愈禁得起公正考驗。
（2012-1209 聯合報-社論）
台灣實施地方自治六十年，縣市層級早已實現政黨輪政，體制內有議會制衡，體制外有活躍的媒體、關心公眾事務的知識分子、各種公益團體及機動性高的自救型利益團體，均能監督制衡政府；行政權既受如此制約，掌權的縣市長和機關主管理應難以勾串貪墨。可是細察地方自治實務，卻發現制衡空洞、監督失焦，政經利益共生體仍常無視法紀而為所欲為。
體制面，縣市議會應是監督制衡政府最有力的機構，議會手握預算審查權，可防止行政濫權和浪費，能揭發政府顢頇，代表納稅人問政，行符合公益之事。但實際操作下來，原有制衡功能設計，竟變成議會各種利益次團體分贓的憑藉；縣市政府為求行事便宜，用分配工程預算、釋放政策利多、接受遊說關說等工具妥協，使依附議會主流勢力的商人有糖吃；反之，未附從的公司行號很難有公平競標機會。以致議會制衡空洞化，幾成秀場。
體制外，媒體原是縣市公民的眼睛，可代位監看政府運作，扮演地方公共事務論壇角色。可是網路崛起後，充斥免費信息，傳媒原有的營運利基流失，乃縮減版面，放棄若干嚴肅內容。今天縣市議會審查預算，已少見記者株守聽審，媒體上幾乎看不到相關訊息。公民或團體若不進議場旁聽，亦無從得知公部門預算科目、經費與實質內容，陽光照不到的地方，最容易成為地方政經特權組合的俎上肉。
政府確實頒行了採購法，一定金額以上標案都要上網公開，重大標案開標時會錄音錄影。可是網站設計以參與競標廠商為對象，非為一般公民能輕鬆讀懂而設想；開標現場的錄音錄影，只是備用檔案，並不公開，難謂透明。從務實的觀點而言，有愈多雙眼睛看，便愈有制約的力量，開標影音若上網轉播實況，不特定公民能即時觀察，會比政風室主任臨場坐鎮，更有震懾威力。
現代數位科技進步，民主先進國家已在運用數位技術開放政府和工商界所蒐集的龐大數據，推動公開透明的陽光政府機制。台灣各級政府用公帑蒐集的各類原始數據，理應盡可能公開，方便所有納稅人使用；譬如環保數據公布得愈多，民間公益團體、環保達人必更能發揚才智，共維生態安全。警察局公開的治安、交通數據愈多，縣市公民會更懂得趨吉避凶。
當下的縣市長既站在面對民意的第一線，當然要有融入群眾的親和力；又置身於議會派系、利益團體、抬轎樁腳、政治金主、投票選民的包圍下，故而，很多決策都伴隨風險。縣市長如能借助網路，大量公開行政數據，用透明化導入公民監督機制，雖可能妨礙自己施展，但背靠廣大公民，必能有力約束欲行險謀求特權者的脅制；也就是說，公開透明的機制，比僅憑一己之力周旋於狼群間，安全得多。
不景氣的時候，政府是市場最大宗生意來源，現行把標案公開上網，只是一小步；網路時代，需加速加大公開透明的步伐，凡承做政府標案的廠商均應公開其負責人資料，公布得標件數金額，公開歷來對政黨和民選公職人員的捐獻。唯有公開原始數據，讓這些數據接受與縣市長、縣市議員公布的政治獻金等其他數據交叉比對，才能規範市場公平競爭秩序。
地方政府業務不外基層建設、庶民生活，幾無保密必要，只讓信息在小範圍內公開，反成貪腐淵藪。防貪鐵律就是公開透明，讓陽光當防腐劑；網路陽光，則是數位科技提供的最佳光源。政府應考慮盡量公開各項數據資料，在網路上實況轉播開標，公開審標人員名單，公開得標廠商負責人名字，公開縣市長、議員政治獻金名單，讓縣市公民都能上網檢視。總而言之，愈多眼睛看到的事，愈禁得起公正考驗。
（2012-1209 聯合報-社論）
狗熊媒體造英雄？
英雄是可以被製造出來的，過去戒嚴體制下，蔣家政權以殘酷的手段，把異議人士打成英雄。到了「馬統」時代，警總沒了，取而代之的藍調統媒竟成了替代品，成了另類英雄製造機。
旺中集團運用掌控的電子及平面媒體，以舖天蓋地的圍剿手法，要置年輕學者也是澄社社長黃國昌於死地；結果黃國昌成為反旺中的英雄。接下來《聯合報》以頭版頭題及二版，連續兩天對毫無依傍的反高學費、反媒體壟斷的青年學生陳為廷及林飛帆施刑，意圖用吃人的禮教撲殺青春的火苗；何其殘忍！然而旦夕之間，大學研究生一躍而成為正義英雄。可恥的是，立法院長王金平也要出來當幫凶，要修改法律；老實說這無異是「陳為廷條款」，陳不僅成為立院史一章，此舉也形同是為陳為廷放致敬煙火。
陳為廷在國會中慷慨發言，用事證直指同樣列席的教育部長蔣偉寧偽善、說謊及不知悔改。大學研究生能夠說理鞭辟、論事入裡，更重要的把教科書中教導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八股說教化為真實的言行，這是有膽有識。出了陳為廷這樣的大學生，驕傲都來不及，《聯合報》反其道而行，妄圖用巨砲將其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陳為廷有什麼錯？嚴辭批判犯了什麼法？抗議示威有什麼客不客氣可言？五四運動的大學生火燒趙家樓、拳打章家祥，燒的是部長的官舍，打的是外交部的大使，為什麼成為光榮歷史的典範？陳為廷不過是應立委之邀，行使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而已。
《聯合報》等藍調統媒及黨國思維下的「大人先生」們全沒有現代的公民意識，用「教長被學生罵到臭頭」（主標）拉出相罵本，就是要把陳為廷送上祭壇當犧牲品；反而彰顯了既無民主觀念也缺乏憲政素養的黨國思維。憲法第六十七條規範了「政府官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士」有到委員會備詢的義務，所以教長蔣偉寧是「政府官員」，而學生陳為廷是「社會人士」；這是兩造，沒有誰比誰尊，也沒有誰比誰卑，換句話說，場域的改變同時改變了身分。
真要說到上下等級，蔣偉寧是公僕，陳為廷是主人；陳為廷才是頭家。難道拿民脂民膏替人民服務的教長，遇到備詢的具有學生身分的「社會人士」，就成為特權階級？而可以權壓備詢的另一方非如此如彼不可？，難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只是騙人的空話？陳為廷遇到蔣偉寧就要矮一級？藉《聯合報》之屍還不了老賊國會之魂！
（2012-1209 自由時報-鏗鏘集，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旺中集團運用掌控的電子及平面媒體，以舖天蓋地的圍剿手法，要置年輕學者也是澄社社長黃國昌於死地；結果黃國昌成為反旺中的英雄。接下來《聯合報》以頭版頭題及二版，連續兩天對毫無依傍的反高學費、反媒體壟斷的青年學生陳為廷及林飛帆施刑，意圖用吃人的禮教撲殺青春的火苗；何其殘忍！然而旦夕之間，大學研究生一躍而成為正義英雄。可恥的是，立法院長王金平也要出來當幫凶，要修改法律；老實說這無異是「陳為廷條款」，陳不僅成為立院史一章，此舉也形同是為陳為廷放致敬煙火。
陳為廷在國會中慷慨發言，用事證直指同樣列席的教育部長蔣偉寧偽善、說謊及不知悔改。大學研究生能夠說理鞭辟、論事入裡，更重要的把教科書中教導的「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八股說教化為真實的言行，這是有膽有識。出了陳為廷這樣的大學生，驕傲都來不及，《聯合報》反其道而行，妄圖用巨砲將其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陳為廷有什麼錯？嚴辭批判犯了什麼法？抗議示威有什麼客不客氣可言？五四運動的大學生火燒趙家樓、拳打章家祥，燒的是部長的官舍，打的是外交部的大使，為什麼成為光榮歷史的典範？陳為廷不過是應立委之邀，行使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而已。
《聯合報》等藍調統媒及黨國思維下的「大人先生」們全沒有現代的公民意識，用「教長被學生罵到臭頭」（主標）拉出相罵本，就是要把陳為廷送上祭壇當犧牲品；反而彰顯了既無民主觀念也缺乏憲政素養的黨國思維。憲法第六十七條規範了「政府官員」及「社會上有關係人士」有到委員會備詢的義務，所以教長蔣偉寧是「政府官員」，而學生陳為廷是「社會人士」；這是兩造，沒有誰比誰尊，也沒有誰比誰卑，換句話說，場域的改變同時改變了身分。
真要說到上下等級，蔣偉寧是公僕，陳為廷是主人；陳為廷才是頭家。難道拿民脂民膏替人民服務的教長，遇到備詢的具有學生身分的「社會人士」，就成為特權階級？而可以權壓備詢的另一方非如此如彼不可？，難道「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只是騙人的空話？陳為廷遇到蔣偉寧就要矮一級？藉《聯合報》之屍還不了老賊國會之魂！
（2012-1209 自由時報-鏗鏘集，作者金恒煒，為政治評論者http://wenichin.blogspot.tw/）
自由的輿論
明天就是「世界人權日」，在台灣，年輕學子和公民團體繼續反對言論集中化和媒體被壟斷，守護民主，在野黨國會議員則要求馬英九總統出面說明他的態度。在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捕屆滿四週年，維權人士繼續生活在充滿恐懼的環境中，超過百位諾貝爾獎得主發表公開信，呼籲中國新任領導人習近平釋放劉曉波。
歷經無數民主先行者的不懈奮鬥，還有廣大台灣人民的共同認知，台灣的人權環境在李登輝和陳水扁兩位總統任內有顯著的提升，「政治犯和思想犯的牢籠成為空城」，達到民主國的境界。
但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也有波折，尤其是國共交流「連胡會談」，以至於馬英九執政。曾經失落政權的國民黨，不要求中國釋放政治犯，不要求中國改善人權狀況，卻以拒絕達賴喇嘛訪台等種種付出人權的代價，與中國進行交流。馬總統上任後，台灣各項民主人權的指標，大都走下坡，降低了台灣的標準，「拉近」了與非民主中國的距離。
中國仍然是一個獨裁的共產專政政權，有世界觀的習近平領導共產黨，並不能改變中國最核心的問題。不管中國能否和平崛起，不論中國是否拒絕稱霸，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自由的輿論」，所有的保證都是空話，所有的條約都如具文。
中國的牢籠裡，還有無數的「政治犯和思想犯」；中國的媒體，唱的是支持共產專政一個調，中國正想盡辦法染指台灣的媒體。這些環境不變，這些條件不改，馬英九要和中國打交道，無異與虎謀皮！
（2012-1209 自由時報-自由談）
歷經無數民主先行者的不懈奮鬥，還有廣大台灣人民的共同認知，台灣的人權環境在李登輝和陳水扁兩位總統任內有顯著的提升，「政治犯和思想犯的牢籠成為空城」，達到民主國的境界。
但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也有波折，尤其是國共交流「連胡會談」，以至於馬英九執政。曾經失落政權的國民黨，不要求中國釋放政治犯，不要求中國改善人權狀況，卻以拒絕達賴喇嘛訪台等種種付出人權的代價，與中國進行交流。馬總統上任後，台灣各項民主人權的指標，大都走下坡，降低了台灣的標準，「拉近」了與非民主中國的距離。
中國仍然是一個獨裁的共產專政政權，有世界觀的習近平領導共產黨，並不能改變中國最核心的問題。不管中國能否和平崛起，不論中國是否拒絕稱霸，如果這個國家沒有「自由的輿論」，所有的保證都是空話，所有的條約都如具文。
中國的牢籠裡，還有無數的「政治犯和思想犯」；中國的媒體，唱的是支持共產專政一個調，中國正想盡辦法染指台灣的媒體。這些環境不變，這些條件不改，馬英九要和中國打交道，無異與虎謀皮！
（2012-1209 自由時報-自由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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