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壹傳媒併購案引發各界關注之際，中研院院士余英時公開表示意見，直指「這是共產黨有計畫地在後面搞的」，事情本質是「中共通過台商收購媒體，在台灣進行全面瓦解人心的活動，已經達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他同時強調，台灣的民主自由得來不易，要珍惜維護，青年學生站出來，使他十分感動。對於中國，他認為至今沒有改變，「只是有錢而已」，「政治控制比任何時候都厲害」；在共產黨垮台前，他重申絕對不會去中國。
這位國際知名史學大師的良心話，有如暮鼓晨鐘。面對中國加緊「以經促統」，正透過各種方式，企圖以洗腦麻醉手段瓦解民主自由，台灣社會應該聽余英時的良心話，化為行動，奮起抗拒。
我們對余英時的話至為敬服，不僅歷史名家的觀察十分深入剴切，也在於他雖然從來沒有居住台灣，保持距離的觀察及大師的高度反而使他對台灣的諍言更為貼切。有如各方所知，八十二歲的余英時，六年前獲頒有「人文諾貝爾獎」美譽的克魯格（John W. Kluge）終身成就獎，這是美國國會圖書館所頒發的榮譽。他不但學問淵博，「在中國歷史、思想和文化所做的研究，以及對人性所進行的廣泛深入探索，其影響已跨越眾多學科和時空領域」。更可貴的，他對於台灣、香港與中國的人文學界與民主政治發展，長期關懷。
正出自這一恢弘而普世的人文關懷，二十三年前六四天安門廣場屠殺事件之後，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的余英時在美國學術界發起聲援活動，於「紐約時報」刊登全版廣告，大力支持中國民主運動，並與其夫人促成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提供民運人士前往美國的停留和庇護。對於共產黨在中國一黨專政，剝奪自由民主人權，抗拒政治改革，他深惡痛絕；共產黨政府對西藏人不斷自焚事件無動於衷，也令他反感。這種堅持與人格，使他與海外趨炎附勢的華人學者，尤其甘於為中共政權塗脂抹粉者，高下立判。
與台灣不少堅持理想者一樣，余英時強調在共產黨垮台之前，不去他出生及度過青少年時光的中國。對此，他有名言︰「我到哪裡，哪裡就是中國；為什麼非要到某一塊土地才叫中國？那土地上反而沒有中國。」儘管余英時拒絕中共，他的學術著作近年在中國大量出版，只是涉及時政的評論仍遭禁絕。這樣的現象，不啻為台灣染上「中國熱」病症的政商名流提供一帖良藥︰對獨裁暴政者卑躬屈膝不能得到尊敬，只有堅持原則與價值觀才是正道。
余英時週二接受本報訪談最重要的，還在於他苦口婆心，表明兩度對台灣媒體壟斷問題公開發表意見，是出自關心台灣，「不願台灣落到共產黨手上」。以史家的角度，「台灣今天所擁有的民主和自由，得來真是不易，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一段最動人歷史。」正因如此，看到沒有私利考量的青年學生自動站出來，為維護民主和自由而奮鬥，令他讚賞；他同樣稱揚香港青年以大無畏的精神，和中共及其香港代理人展開針鋒相對的英勇抗爭。不過，青年奮鬥形成運動的同時，最終仍須取決於台灣人民︰不願接受共產黨統治，就要自求生路。
在台灣人民維護民主自由而求生之路，由於當今主政者得了「中國軟骨症」，政媒商不乏追求「只要吃飽飯、有錢」的現實主義者，面對中國黑手已然入侵，台灣人民面對極大的挑戰。儘管如此，我們相信，有了史學大師警示，台灣人民必將以行動選擇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時間檢驗人性，一家六年前以「向一位當代人文大師致敬」社論禮讚余英時獲頒克魯格獎的報紙，如今被他拒絕，「我現在已經不看這個報紙了」，可見站在錯誤的一邊，不但禁不起史家檢驗，還徒留惡名。
（2012-1130 自由時報-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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